最新新娘短发造型在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之前，香港的贪污腐败问题已深入骨髓，成为社会机体上一颗扩散的毒瘤。警察队伍是重灾区，“收规费”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街头小贩、店家商铺，若想安稳经营，每月必须向上管辖的警员“孝敬”一笔保护费，数额则视其管区和警员级别而定，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地下秩序。同样，消防员在火灾现场收取“开喉费”才肯全力救火的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甚至渗透到公共工程、房屋管理等多个领域。

　　1973年，时任皇家香港警队总警司的英国籍官员彼得·葛柏（Peter Godber）因涉嫌巨额贪污被反贪污部（廉署前身）调查。在严密监视下，他竟能轻易绕过检查，成功从启德机场乘飞机潜逃返回英国。这一事件彻底点燃了公众的怒火，市民们走上街头抗议，要求严惩腐败、彻查到底。巨大的民意压力，最终促使时任港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下定决心。

　　这位被誉为“最具魄力的港督”于1974年2月15日，正式推动立法局通过《廉政公署条例》，宣告了一个独立于任何政府部门、直接向港督负责的强大反贪机构——廉政公署的诞生。首任廉政专员姬达（Jack Cater）及其团队锐意进取，成立的第一个月内就逮捕了超过260名涉嫌贪污的警务人员，掀起了席卷整个公务员系统的反贪风暴。

　　葛柏最终于1975年被引渡回港，并被判处四年监禁，追缴部分赃款。廉署的凌厉行动极大震慑了贪腐分子，但也引发了警队的强烈反弹。1977年，部分警员因不满廉署的持续调查而发起集会示威，甚至冲击廉署总部，形成所谓的“警廉冲突”，一度使社会秩序陷入紧张。

　　面对危机，麦理浩一方面坚决支持廉署工作，另一方面也采取了务实的策略，宣布对1977年1月1日前的贪污罪行，除非极其严重或已被检控者，原则上不再追究，以此缓和矛盾，稳定警队，史称“局部特赦”。

　　持续数年的“廉政风暴”最终导致数千名公务人员受到检控、革职或纪律处分。更重要的是，廉政公署的建立及其铁腕执法，逐步扭转了香港的社会风气，将“贪污是罪行”的观念深植人心，建立起一套相对严密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

　　如果说廉政公署的成立是为香港这艘一度被贪腐蛀蚀的巨轮进行了结构性修复，那么随后数十年经济的持续腾飞，则为其扬帆远航注入了强大的动力。香港经济奇迹的种子，早在1950年代便已播下。随着中国内地时局的深刻变化，大批企业家、资金、技术人才和劳动力涌入香港。其中，以上海等地南迁的实业家尤为重要，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纺织、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宝贵的创业精神。

　　1950年，安子介先生带着上海的机器设备和技术骨干来到香港，在当时尚属荒芜的九龙新蒲岗一带创办了南海纱厂（南海紡織有限公司）。低税率（初期利得税率仅10%-15%左右）、简洁的税制、进出口货物的零关税、资金和人才的自由流动、宽松的市场准入和便捷的公司注册程序，加上优良的深水港和背靠中国内地的独特地理位置。全球资本纷至沓来，将香港视为进入亚洲市场的跳板和生产基地。

　　维多利亚港的海岸线被不断延伸，葵涌货柜码头自1972年启用后迅速发展，巨大的桥吊昼夜不停地将集装箱装上远洋货轮，里面满载着贴有“香港制造”（Made in Hong Kong）标签的商品——从早期的纺织品、塑胶花、假发，到后来的成衣、钟表、电子产品、玩具等等，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香港迅速从一个转口贸易港转型为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制造业中心。

　　到了1970年代，制造业达到其黄金时期，从业人口一度占到香港总劳动人口的近一半，原文提及“每三个香港人就有一个从事纺织业”可能略有夸张，但足以说明纺织及成衣业在当时的支柱地位。正是在这个时期，诞生了象征着香港人勤奋拼搏、逆境向上精神的“狮子山下”文化。

　　市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产阶级逐渐形成，政府也有财力推行大规模的公共房屋计划（如麦理浩时期的“十年建屋计划”）、普及教育和改善医疗，社会流动性相对较高。当历史的指针走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确认中国将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此时的香港，已经是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其人均本地生产总值（GDP）已达到约6000美元，是当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内地的20倍左右。

　　随着1997年主权移交日期的日益临近，香港进入了历史性的过渡期。1992年，第二十八任也是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履新之后，港英政府的管治策略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怀柔”色彩，并伴随着深刻的政治博弈。

　　他最为人瞩目也最具争议的举措，是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抛出的一套政治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大幅降低功能组别的选民资格门槛，新增九个由在职人士组成的功能组别（即所谓“新九组”），使得变相普选的成分大增；将投票年龄由21岁降至18岁；取消所有区议会和两个市政局的委任议席，全部改为直选产生；并将立法局主席与港督的职位分离。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甫一提出，便立即引发了中方的强烈反对。北京方面认为，该方案严重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与《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原则不衔接、也推翻了此前中英双方通过外交渠道达成的谅解和安排，构成了所谓的“三违反”。

　　双方就此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激烈公开论战和外交角力，导致中英关系急剧恶化，原定关于1995年立法局议员可以顺利过渡到1997年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即“直通车”）的安排也因此宣告破裂。尽管面对中方的坚决反对和本地部分工商界精英的疑虑，彭定康最终还是利用其总督权力，强行将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并在经历了激烈辩论后获得通过。

　　这一系列举动，在香港社会内部也引发了不同的反响。一些人则担忧这种单方面的、对抗性的改革会破坏平稳过渡，损害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影响未来的繁荣稳定。最终，中方决定另起炉灶，组建了临时立法会以处理特区成立初期的立法事宜。1997年6月30日深夜，在维多利亚港添马舰举行的交接仪式结束后，大雨滂沱中，查尔斯王子与彭定康一家登上了象征大英帝国昔日荣光的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在《友谊地久天长》的风笛声中缓缓驶离。

　　审视香港长达156年的殖民历史，这种记忆的选择性特征尤为明显。殖民统治并非田园牧歌，尤其在早期，其带来的屈辱、歧视和不公是线年首位获委任进入立法局的华人议员伍廷芳，尽管才华横溢、声望卓著，但在议事厅内仍需按照当时的规定，向地位更高的英国官守议员行鞠躬礼。

　　又如，1906年颁布的《警察条例》中明确规定，服务于同一警队的印度裔警员（当时俗称“摩罗差”）可以配备执行任务，而华人警员（俗称“大头绿衣”或“山东差”）则通常只能携带警棍。这种基于种族背景的差异化待遇，是殖民地常见的管治手段，意在分而治之，维护统治秩序。

　　除此之外，更广泛的歧视还体现在法律适用、土地使用（如《山顶区保留条例》曾长期限制华人在太平山顶居住）、教育机会、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这些制度性和社会性的歧视，构成了殖民历史中无法抹去的伤痕。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二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以及香港自身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些早期殖民统治的粗暴和不公逐渐淡出主流的集体记忆。殖民时期留下的某些“遗产”被反复强调和正面解读。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或许就是所谓的“法治精神”、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尤其指廉署成立后）以及英式的教育体系。

　　特别是后者，被认为培养了大批具备国际视野、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的人才，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奠定了基础。这种选择性的记忆，使得对整个殖民时代的评价变得异常复杂和充满争议。

　　今日的香港，依然在许多层面能看到昔日殖民岁月的影子。在制度层面，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得以保留，独立的司法机构和健全的法律专业队伍依然是香港的核心优势之一；政府的运作模式、公务员的架构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港英时期的框架；许多监管制度和行业标准，亦带有浓厚的英式色彩。

　　在文化层面，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融入了市民的日常交流，形成了粤语与英语夹杂（甚至纯英文交流）的独特语言习惯；遍布港九的殖民时期建筑、以历任港督或英女王命名的街道（如皇后大道、弥敦道、轩尼诗道等），无声地诉说着过去。

　　社会上存在着对殖民时期某些方面的怀念，特别是对其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以及某些被认为是“优良管治”象征（如法治、廉洁）的肯定，这种情绪有时会表现为对保留殖民时代符号（如旧邮筒上的皇家标志）的坚持。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强烈的“去殖民化”诉求，尤其在年轻一代中，反思殖民历史、批判殖民主义影响、强调中华文化和国家认同的声音日益增强。这种看似对立的现象，既有对过去确定性的一种惯性依赖，也有对未来归属感的积极探寻。或许，对于大多数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普通香港市民而言，评判一个时代好坏的最根本标尺，往往落脚于最朴素的愿望——“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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