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夫王妃要改嫁将近100年前，一位年轻的女性决定从家庭出走，她会经历什么？如果她摇摆不定、缺乏所谓的「主体性」，故事又会如何继续？

　　1928年的上海，发生过一件放到今天依然不陌生的事件。一位叫黄慧如的富家女，怀孕后与男仆陆根荣私奔，被媒体持续报道和渲染，在全国引发巨大关注。一些人期待她成为反抗家庭、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和原生家庭彻底决裂；另一些人则对她用女性主义语言表达自我的姿态感到不安，劝她回家。

　　这起私奔案的热度持续了1年多，不少读者、媒体作者写信发文，试图影响黄慧如的选择，实践他们对理想爱情、理想女性的想象。而黄慧如也在舆论的影响下，多次通过媒体发声，又几次改变立场：从最初坚定追求爱情和自由，到去苏州农村待产后开始后悔私奔，最终选择回到原生家庭。当她偏离人们期待中的「新女性」形象，遭遇的攻击更加猛烈。生产期间，她遭到围观、辱骂、追堵。这种围绕一个普通人的公共凝视，与今天的舆论场并没有本质区别。

　　围绕着她的讨论不仅登上当时的报纸头版，也被戏剧、小说、电影不断改编。1999年，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其亮关注到这起事件，那时他还在准备申请博士，在准备博士论文课题。此后的20多年里，他不断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黄慧如会在舆论的影响下不断改变？为什么人们总期待一个人的主体性一以贯之，却很难接受她会犹豫、后悔、软弱，甚至改变？

　　在那个旧观念与新观念交织的时代，当真的有一位女性开始实践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倡导的「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妇女解放」，她立刻被视为一种时代象征；但当她的选择不再符合人们对于「新女性」的想象，又迅速成为失望、批评甚至羞辱的对象。这和今天何其相似：人们期待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能够证明理念正确的样本。

　　和许多一直置身象牙塔的学者不同，何其亮在本科毕业后做过几年银行外贸，进入过社会，和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这影响了他后来的历史观，用他的话说，有一点「草根」，「反精英」。相比于某种思潮如何影响社会，他更愿意去理解历史中具体的人，「哪怕他的思想是不稳定的」。

　　对这起私奔案的研究耗时良久，也是因为何其亮花了很多年才想明白：「人的主体性本身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历史中，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一个时代符号，而应该是一个会变化、会犹豫、会被环境影响的具体的人。

　　何其亮的新书《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于2026年出版，我们进行了这次访谈。黄慧如的故事发生在近百年前，但人们如何制造一个「理想当事人」，又如何抛弃他们的故事，仍在发生。以下根据何其亮的讲述及《情奔何处》的内容整理。

　　这起私奔案第一次被媒体报道是1928年8月10日，《苏州明报》写了一篇章回体小说式的新闻报道，把黄慧如描写成一个弱女子，无知女儿的形象。上来先强调了她父亲的信息，以前是北京电话局局长，现在已经去世，她和母亲、祖母、哥哥一起生活。这说明当时女性的身份还是由她的家庭关系定义。

　　接着强调了她的婚约，传闻她和苏州的贝家订婚，贝家在苏州人尽皆知，是在上海和苏州都非常有名的名流。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说法是说她祖母不同意，其实这个也存疑。最后订婚不成，贝家退婚，黄慧如可能觉得没有面子，心情特别糟糕。最后她们家只有男仆陆根荣去安慰她，两个人暗生情愫。

　　一来一往，到了1928年夏天，黄慧如怀有身孕。黄家也发现他们两个的私情，把陆根荣辞退了。辞退以后，黄慧如下定决心跟他一起走，两个人逃到苏州，黄家报警，陆根荣就被警察带走了。

　　最早的报道里形容陆根荣用的词是恶仆，说的是富家小姐被坏人拐带的故事。这很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1920年代上海绑架案特别多，尤其是有钱人被绑架勒索。大家一开始觉得，又是一例有钱人家女孩子被拐走，或者被强迫离开家庭的事，没想太多，觉得她最后肯定会跟哥哥、妈妈回家，坏人抓起来就结束了。

　　结果在庭审之前，黄慧如让大家都大吃一惊，她公开表示，她是自愿私奔的，没有拐带一说。她自己跑到警察局作证，说所携带的珠宝都是本人拿的，和陆根荣无关，更表明她不愿意回家。

　　这一下媒体就炸了。上海《民国日报》有一些评论开始说他们是真挚的爱情，打破阶级的恋爱。《民国日报》是第一家支持黄陆的上海主流媒体，在这件事上，他们用五四时期那套女性主义理论，大谈恋爱与革命，说黄慧如是旧家庭中的革命者，挺身而出，和丑恶的社会与家庭环境抗争。在报纸上，副标题直接写黄慧如女士是「情专的、坚志的、勇敢的、革命的」。

　　这些词显然启发了黄慧如。她是受过比较好教育的人，在上海读过高中，这在当时已经很少人能够做到。所以人家一说她是自由恋爱，家庭革命，她马上能理解到，以最快的速度把叙事转变一下。

　　黄慧如就写信给《民国日报》，也用了一大套五四时代的新话语，说「我所失掉的，只是一个不良的顽固的家庭，而我所求得的，却是整个的自由和人情」。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利用媒体来获得公众的同情，为自己辩护。

　　我认为这不是她一开始的想法，因为这个事情最早的源头，还是和苏州的贝家婚约被取消比较伤心，陆根荣去安慰她。说明她一开始还是很想嫁入贝家的。这个事很有意思。后来黄慧如的案子越来越火，再想知道当时她为什么没有嫁入贝家，就没人敢去提了。媒体不敢深挖，贝家实在过于有钱有势，不太敢得罪。

　　她这封信被刊登出来之后，好多人都深受感染，觉得这就是五四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表现，我们终于实实在在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这么一个人。黄慧如后来多次到狱里探望陆根荣，还选了七夕这样的节点。她还表演性质地穿个白色丝袜、黑漆高跟皮鞋出现在庭审现场，一定要表现出她是一个新时代女性。

　　这个案子当时有多轰动。二审开庭的时候，有媒体报道，来旁听的有200多人，席位都坐满了，好多人都站着。法庭两边还设了很多临时旁听席位，给官员的家眷，安排得像当时的剧院。

　　1930年，全国还没有所谓的新闻采集、驻地记者的体系。上海、浙江等地的媒体都在讨论这个事，后来北京的《世界晚报》，东北地区的报纸，也都开始追踪报道这个案子。写小说的，写书的，拍电影的，搞戏剧的，也都开始以这个案子为原型创作。1928年到1929年，就有两部故事片和一部纪录片上映。

　　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还有一个原因是黄慧如的行为在当时社会上也引发了一些群体的恐慌。这个可以通过陆根荣的两次判决看到。

　　1928年8月，苏州吴县地方法院判了陆根荣两年，说他是「和诱与盗窃罪」。「和诱」的意思是在女性同意的情况下，把她带走。黄慧如和陆根荣不服，聘了苏州当地一个名流做律师，上诉到江苏高等法院。

　　到江苏高等法院，正好遇到法律的变更，取消了「和诱」罪，规定了成年女性 20 岁以上有独立的人权。她们想选择什么样的伴侣，想跟谁谈恋爱，是不受父母控制的。成年女性已经是一个有自主性的独立的人，怎么可以说她同意还能违法呢？所以推翻了。

　　这放在现在很正常，但在当年就像一颗炸弹丢到了中国社会上。从大清律例以来，法律上都没有承认过女性的独立性、自主性，直到1928年以后。这么看，五四时代提倡的男女平等、性别平等还真的是达到了效果。只是实施起来困难非常巨大。

　　很多家长，尤其很多父亲的第一反应是，我对我的女儿没有任何控制，她万一出去被人骗怎么办？她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我完全束手无策，只能在边上看着吗？所以这个案子也体现了一种很典型的，家庭对于女性的控制丧失的焦虑。

　　上海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社会，反应就很强烈。在其他地方就更完蛋了，地方社会对于这个新法律的抵抗，各种询问、申诉更加剧烈，甚至到了恐慌的状态。有人跑到最高法院问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国家是不是不再保护女性了？你法律觉得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做家长的干瞪眼是不是？地方社会迫使高等法院做出解释。

　　到了 1935 年，这个法律还是渐渐往回收了一点。高等法院后来被逼无奈，所以规定这个政策也可以用，但考虑到如果女孩子跟人家走了，这是不是侵害到家庭的权益了？用家庭的框架重新把女性的权利又收缩了一点。哪怕到了1940 年代，我看过一些著名演员的回忆录，他们很多还是包办婚姻。

　　到了陆根荣这，虽然他上诉，但江苏高等法院还是很想把他关进去，不少法官认为严惩陆根荣是为了恢复公序良俗，改善社会风气。就换了一个说法，叫「略诱」。「略诱」的意思就是用欺骗或者胁迫的手段带走女性，还有帮助窃盗，所以两年反而改成四年了。陆根荣和黄慧如就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

　　这就能看出来当时黄慧如的行为多么具有反叛性。在大家眼里，一开始，她就是封建家庭与父权制的叛逆者。

　　黄慧如第二次变化，是在她回苏州待产期间。陆根荣上诉以后，法律程序走了很久，黄慧如去了陆根荣老家，苏州常熟的一个农村地区吴塔。吴塔离上海不算远，但在100年前，交通非常不方便。有上海的记者跑去采访她，她开始表现出了后悔，觉得自己跟陆根荣之间是一时冲动。

　　1928年12月，新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黄慧如自述》的书，请黄慧如亲笔提写书名，证明真实性。这里面记录了黄慧如少女时代和高中生涯的点点滴滴，她在书里也说，后悔自己感情错付，最终困在偏远村落。她说没想到私奔会引发轩然大波，也表示对陆根荣的获释和两人的重聚毫无期待。

　　这之后，她不再去探望陆根荣。狱中的陆根荣给黄慧如写过信，强调小孩是陆家后代，暗示小孩应该姓陆。这成为后面电影的一个主要桥段，关系到中国的父权制问题，小孩跟着爸爸姓，在很多旁观者或者电影制作者的眼中，就是陆根荣在实行他的父权和夫权。但黄慧如从来没有表示过小孩要姓陆。

　　我从1999年开始关注到这个案子。当时准备去美国读历史，想找一个题目做博士论文。原本想做上海京剧史，上海京剧蛮有意思，以市场为中心，我们说梅兰芳，会提到洛神或者贵妃醉酒，但上海的演员不是那样，上海是老百姓喜欢看什么，他们就演什么。所以经常把时事戏，新闻直接搬到舞台上。

　　我看了很多描述上海1920、1930年代京剧市场的资料，都会提到黄慧如和陆根荣。号称上海四大名旦的赵君玉，就演过黄慧如，他关于黄慧如和陆根荣的一些唱段，后来都灌成了唱片。

　　到美国之后，我就把这个事件放进了我的博士论文。一开始我觉得它的面向很多，有媒体，各种文化形式的参与，还有女性的问题，民国时代女性的困境，五四时代的十年后对于中国社会有何种改变？都可以透过这个案子来审视一番。

　　但这本书的中文版，我在2025年才完成。这中间最大的困难，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黄慧如这个女性，她一开始很勇敢，很坚决地要捍卫陆根荣，和封建家庭决裂，要实行家庭革命。但后来为什么后悔了，有点怨恨了？再后来又妥协，消失。这种转变，我那时候还在想里面是不是有阴谋论？记者们写黄慧如后悔、愤怒，是不是受雇于黄家？

　　虽然历史跟着材料走就行了，但总得给大家比较有信服力的一个叙事吧。所以这20年我一直在思考人的能动性，人的主体性。后来我开始慢慢用自己的分析框架去解释这么一件事，人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人的主体性不是一以贯之的，正常人都很容易被环境、周围的一些事物、或者说她经历过的事情所左右，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黄慧如反叛者的形象某种意义上是被媒体召唤出来。《民国日报》不断那样写黄慧如，告诉黄慧如你是一个革命新女性。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一旦觉得这些理念能把她的行为合理化，获得公众舆论的同情，她也会进入这套叙事里。

　　但社会提倡的理念，和实际面对的生活，油盐酱醋，生活很琐碎的东西之间是有一定矛盾的。理念有时候只是一些漂亮话，但生活每天面对的东西是具体的。

　　陆根荣的家是很偏僻的村里，到吴塔都还有一定距离。陆根荣的外甥后来也对媒体说，黄慧如爱动不爱静，在家里待不住，经常要跑出去跟人闲聊。

　　《黄慧如自述》出版之后，新一轮媒体关注之下，一个戏剧爱好者叫朱权，跑到黄慧如待产的地方。他应该是看了很多这起私奔案改编的戏曲，想主动向黄慧如伸出援手。后来有报道说，朱权觉得吴塔卫生条件恶劣，医疗设施匮乏，极其担心影响黄慧如的分娩。后来在他和报纸读者的介入下，黄慧如也这样想，最终决定离开吴塔，到苏州生子。

　　1929年1月6日，黄慧如住进了苏州志华医院。这个时候全国关注这个案件的读者，信件像雪花一样飞到医院。有些读者看到报道说黄慧如后悔了，又不想跟陆根荣在一起了，就觉得，诶？你以前坚持的自由恋爱呢？你的婚姻自主呢？你的革命者形象呢？怎么就后悔了，食言了？就来骂她。他们觉得，我们需要理想的新女性的形象，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关注者都想去干预这件事的走向。

　　大家不喜欢具体的人，这是很典型的例子。还有各种人登门拜访，有人给她出主意，给她打气，有人骂她，还有人给她求婚，给她介绍工作，一定要给她算命的。医院不堪其扰，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幼医院，哪有那么多安保力量。

　　这中间，黄慧如也想过独立抚养这个小孩。「上海影戏公司」当时说要给她提供工作机会，做女演员，据说合同已经签了。这是黄慧如转变为新女性身份的最后机会，毕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独立，但她最终没有走出这一步。

　　她最终的选择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庭。生完孩子之后，没几天，黄慧如把孩子留在医院，跟妈妈回上海了。大家非常惊讶，没想到结局是这样的。当时媒体报道小孩是黄陆爱情的结晶，黄慧如显然不这么想了。至于小孩后来去哪，姓什么，没有人再去挖掘了。

　　黄慧如离开医院后，又过了一两个星期，黄家又爆出来信息说黄慧如死了。大家实在是目瞪口呆，最后报纸也不放过她，就讨论黄慧如到底死了没？黄家是不是故意规避这些舆论故意说她死了？

　　因为黄慧如回上海以后也很烦，很多人尤其记者盯在她家门口，拍电影的快要把摄影机架在她家去了，有些在她家门口已经拍上了，跟现在没什么区别。

　　还有两家报纸就打起来了，一个说她死了，一个说她一定没死，笔墨官司打了好几个月。也老有各种报道，说在哪里哪里有人看到黄慧如了。

　　后来我就意识到，黄慧如总是在动摇，这是她的一个特点，她意志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坚强。黄慧如在医院的时候，《生活》周刊的邹韬奋写过一些评论，把黄慧如写成身心俱弱，孤独无依的年轻女子。有记者去采访她，黄慧如觉得邹韬奋的评论比较中肯。当然这个说法很难查证，但从当时的情景来看，在医院是黄慧如精神比较脆弱的时候，她受到很多攻击谩骂，确实处于一个特别需要人同情、支持和安慰的时候。

　　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呈现一个思想会变化的，会后悔、会妥协、会软弱、会无助的，这可能才是真的黄慧如。

　　写这个案子比较大的困难，就是看不同记者的报道和评论，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和偏见。我一直很挣扎，这么多年我也在问自己，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黄慧如？是不是可以把媒体的偏见和夹带私货的观点洗干净？

　　这里有很多需要辨别真相的东西，有一个事情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当时有很多戏班子演黄慧如和陆根荣的演员，尤其是那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有人报道说，黄慧如对这些人不屑一顾，总觉得这些人完全不懂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生活，还在冒充小姐、公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黄慧如一开始讲了很多打破阶级的理念的话，所以这里要把黄慧如描述成一个阶级意识特别强烈的人，故意否定她之前的话。很多事我都只能对口供，看几个人是不是都那么说，才能略微知道是不是她真实的想法。

　　在黄慧如的案子中，我一直强调，虽然这是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案件，但女性的声音非常少，极其微弱。杭州上海那些记者吵来吵去，包括写小说的、拍电影的、写剧本的，绝大多数都是男的。所以这是一个男性讨论的话题，说明当时是一个男性的社会。

　　但大多数男性对于这个事件的讨论，都是根据他们的经验出发，自然而然产生一个比较理想的黄慧如、陆根荣的形象。

　　邹韬奋表面上看还算支持黄慧如，他写的几篇文章把黄慧如刻画成身心俱弱，孤独无依的年轻女性，说她值得社会更深切的同情。他也在积极尝试改变这起私奔案的现实走向，他给黄慧如出主意，呼吁社会上有一个英雄出现，娶了黄慧如，这件事就圆满happy ending了。这个办法是他从美国电影里学的，他当时的认知大概就是这样。

　　但现实上，黄慧如待产的时候，真的有人去求婚，说想跟她一起共同抚养小孩。这些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态度呢？无非就是嘲笑，后来这个人在戏剧里变成了一个丑角。

　　这些男性知识分子想的解决办法也都是以他们理想中的理念为中心的。但他们的理想只存在于理想中，真的有人去实践他们提倡的婚姻自由、打破阶级，反而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其实到了1929、1930年代，社会上已经不鼓励女性离开家庭出去工作。后来也有很多人给黄慧如建议，还是回到你的原生家庭吧。1930年代有个「妇女回家论」，林语堂这样的大学者都提倡过，一位优秀的女性尽量不要出风头，婚姻是妇女最好的职业。

　　这个跟当时的经济下行有关系，社会上的工作机会不多了，男性就希望女性把工作机会让出来。所以男性知识分子在讨论女性问题时，表现出了明显的矛盾的心理。邹韬奋提出的有个英雄出现拯救黄慧如的办法，也是试图将黄慧如救赎的希望寄托在婚姻与家庭上。

　　后来报纸读者和作者都开始质疑黄慧如是否有资格成为他们理想中的新女性，很多人说，黄慧如缺乏职业追求和经济独立，也有人强调黄慧如和陆根荣私奔后就失去了家庭保护，觉得她象征着现代都市环境下，年轻女性失去家庭庇佑就会陷入危险，所以司法界、作家和评论人都呼吁她回家。

　　后来也有小说《海上活地狱》，把黄慧如塑造成表面大家闺秀，背后却放荡不羁、刁钻刻薄的人，这也体现了男性作者对城市女性的某种忧虑。

　　在当时城市化的环境里，个人的不安定感，其实在各个阶层都有体现。很多人对城市的恐惧，都会通过女性命运来表达。因为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男的比女的多很多，性别比例是失衡的。

　　而男性社会往往会把所有的不安全感、焦虑，感受到的危险都投射到女性中间。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男性文人描述上海这个城市，会把它写成一个女的，用一切描述女性的形容词描述这个城市，比如不可预测、非理性，非常有魅力，非常迷人，极其不稳定，蛇蝎美人、神秘女郎，这种对女性刻板印象的词汇。

　　他们内心投射城市就是一个迷人又不安全的危险女性形象，但又特别希望被接纳，因为非常想掌控，想搞清楚如何去征服这个地方。因为这些移民，男性作家，他们焦虑的是迷失在城市里。旧的道德不复存在，新的社会又那么复杂，他们希望维持一些旧有的，他们比较熟悉的性别关系、道德准则。

　　对于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他们觉得城市就是一个迷宫，上海作为一个现代社会，钱又是最重要的，他们在经济的困境下面，又觉得有一种被阉割的感觉。所以当时写奇幻的小说，都会把城市的危险投射到女性的犯罪和阴谋上面。

　　这些男性知识分子对陆根荣的态度也很有意思。陆根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被架上去的人，也不是一个特别有想法，或者特别有坚持的人。

　　他说小姐要跟他好，他就跟小姐好，不然又怎么样呢？他原话用了江南一带经常用的词叫「姘」，「全是她要姘我，她既要姘我，我何必去拒她」。在法庭上，这话一出来，庭审旁听的人，包括著名剧作家洪深，《生活》周刊派来的记者，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大家都要昏过去了，很生气。觉得你这是什么玩意，你到底懂不懂自由恋爱啊。

　　所以这件事后来还有一个争论，不懂什么是love，什么是kiss，什么爱呀，是不是就不配谈恋爱了？这个争论先不管。总之陆根荣给大家的观感特别差，后来一切用在底层男性身上的刻板印象都用在了他身上。无知、消极，最后大家对他的报道往往是相当的带有偏见的，一开始描述陆根荣的相貌，记者就夹带私货，说他眼神特别恶毒。

　　我觉得这首先是阶级的歧视，很多人觉得他配不上黄慧如，邹韬奋也说他觉得黄慧如不应该去爱那么一个人。所以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情陆根荣的，不光是法官、记者，很多电影中也把陆根荣描述成社会邪恶力量，黄慧如属于那种无助的，弱小的形象。

　　哪怕跟陆根荣阶层差不多的人，都觉得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或者「癞蛤蟆已经吃了天鹅肉」。当时有很多这样的话语来描述陆根荣的行为，以他们为原型拍的一些剧目，一般结局都是陆根荣被抓进去，正义得到了伸张。

　　但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后面也有人发现他还挺聪明的。因为他也开始学习这些新名词。后来有专门报道，说他在监狱里学着写字。他应该是受到了律师的指导，后来也开始角色扮演，说自己要怎么养活小姐。

　　不管是一种策略，还是在监狱里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比想象中的要聪明和坚持。因为后来上诉来上诉去，两年改成四年，四年又改成两年。一般人都已经关了一年多，可能也就妥协。但是他不妥协，哪怕耗尽家财，也要周旋到底，继续跟司法制度对抗，最后拿了个无罪释放。这反而体现出了他的一点点坚持。

　　我一向觉得民国知识分子还是比较虚伪的。因为陆根荣在乡下有老婆，作为他「略诱」的主要论据。那多少城市知识分子，乡下也有老婆，在城里重新结婚的。

　　1920 年代，这样的事太多了。北京有个教授，妻子去世，已经有婚约的小姨子千里迢迢来奔丧，两个人一见钟情，没几天俩人结婚了。这个事变成丑闻，他就搞了个爱情定则的东西，讨论今天爱上A，明天爱上B，这算不算爱情？

　　即便后来陆根荣尝试践行这些社会精英男性所倡导的理念，比如自由平等，家庭革命，但他们依然看不上陆根荣。

　　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我有写到，也是我近几年在想的事情。娜拉出走，靠个人的力量太过于渺小。哪怕在民国时代，法律开始承认女性的独立性，但社会变革还是非常缓慢和停滞。那个时候女性没有工作机会，就容易变成家庭的依附，很难谈女性的独立性。

　　这本书出来之后，我也和年轻人做了一些交流，有些问题我回答得不是很好，我也老登了嘛。我有时候看看豆瓣，小红书，对于年轻人的想法我还是有脱节的地方。我受的教育比较传统，我一直坚持女性的独立要靠经济独立来支撑。

　　哪怕黄慧如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一开始都没有意愿去找工作。后面被逼无奈，签了电影公司，但实际没太大意义，只是为了炒热度，电影公司也不是很诚心要给她一份工作机会。

　　有个叫胡蝶的电影女演员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记录当时如何扮演黄慧如，里面的很多信息都是错的。她写黄慧如是小学教师，非得给她按上一个职业，陆根荣是黄包车夫，她已经无从想象当年他们就是没工作。

　　真正意义上把黄陆事件描述成为自由恋爱的，其实要一直到 1980 年代以后。这也是研究过程中蛮让我惊讶的。

　　所以我也更加认为，女性能够提高地位，往往是因为经济发展。个人的力量，靠这种理念的交锋，改变社会的结构是很难做到的。那只能搞出很大的声浪，但事实上效果不好。

　　各种主义都是从一些人的生命经验里边，或者一部分经验里边提炼出来的，这肯定不是人的全部，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所以我后来慢慢写别的东西，我都强调人的主体性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是会被环境和其他认知所重塑，不能以一个标签就把一个人从头贴到尾，这根本不是客观描述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的一个办法。

　　更不要说黄慧如不谙世事，社会经验不是特别多。她只是上过学，但没有跟社会打过交道。她不稳定是很正常的，面对社会舆论不要说她了，哪怕我们现在被网暴的人，有多少能够有很稳定的核心？

　　我有段时间一直在看这些报道，报纸的描述，黄慧如在志华医院待产，忽然睡，忽然醒，忽然哭。她的精神都恍惚了，从那些文字里面，我能感觉到她的痛苦、绝望和走投无路。

　　我就理解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最后放弃一切就跟着妈妈回去，远遁他乡或怎么样，都是合理的。这不是正常人能撑下去的，不能要求每个人都精神坚强到不像人一样的，那不可能。

　　我后来在做评弹的研究时，采访过一位评弹老艺人，他跟我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到剧场后面找他，说他是陆根荣的后人。他告诉老艺人了一些信息，但我没有机会采访核实，就没有放在书里。

　　新的信息是，黄慧如没有真的去世，后来去北平了。陆根荣最后生活在上海，在上海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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