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赞吧主页教科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它涉及的问题非常根本，对一国知识传播和国民意识的形成影响深远。由于承载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其他教育使命，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并不完全是价值中立的。通过历史教科书，可以透视一国主流阶层对他国、对历史上的双边关系等国际问题的认知。

　　近年来，中韩两国政治关系基本稳定，经济和社会文化交流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围绕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差异等问题，两国冲突不断。比如，有报道称，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曾表示，“中国是在历史上侵略韩国多达数百次的国家”。此言一出，中国惊愕。再如，有报道称，“韩国发现了世界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活字”，让以印刷术为自豪的中国人大吃一惊。另外，在亚洲冬季运动会颁奖仪式上，韩国队员打出“白头山是我们领土”标语。此举令中国人再度惊愕，引发中韩外交争议。中韩间诸多民间争议和意识形态差异，在韩国教科书里均有反映。本文从现行韩国历史教科书涉华内容出发，透视韩国人的中国观，为理解和分析两国之间的民间冲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文明古国”是韩国人中国观的重要标签。在韩国的中学教科书中，涉华内容较多的是《世界史》《韩国近现代史》《国史》等。从篇幅上看，中国相关内容主要集中在古代史部分，对古代中华文明的描述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比如，金星出版社版高中《世界史》教科书总计335页，有关中国的内容占到了57页，其中古代史部分42页，近现代史部分15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韩两国交流密切，韩国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对古代中华文明的详细描述，既是认可古代中国的文明中心地位，认同当今中国有过曾经辉煌的过去，亦是追溯本国的文明之源。

　　韩国《世界史》等教科书，利用大量篇幅，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发展状况、对外传播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中国古代文明对其他国家发展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韩国教科书强调，韩国和日本等周边国家在引进先进的中国古代文明时，并没有一味全盘照搬，而是结合本国国情进行创造性劳动，创造出具有本国特色的文明。

　　如果说当今美国是“全球民族的大熔炉”，唐代中国则堪称“亚洲文化的大熔炉”。唐代集中国文化之大成，并将西方文化融入其中，发展了具有高度国际性的文化。唐代中国文化为东亚文化圈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高中《世界史》，金星出版社）

　　中国铁器文化的传播使得韩半岛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以此为基础，韩半岛进入了三国时代。三国各自引进中国的文物发展了具有独创性的文化。高丽从中国引进了官僚制和科举制，留下了金属活字印刷术、大藏经、青瓷等优秀的遗产，韩民族参与了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以旺盛的创造力维持并发展了文化的主体性。韩国的诸多文化遗产被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高中《世界史》，金星出版社）

　　上文中提到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正是中韩民间冲突的焦点。不少中国民众认为，韩国人“偷窃”中国的文化，将源于中国、韩国略经发展的文化元素据为己有，抹杀了中国的贡献。对于曾经在中国的网络上广为流传、并引发巨大争议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归属问题”，《世界史》教科书中写道：

　　在宋代取得巨大发展的印刷术……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隋代就开始使用的雕版印刷术在宋代也非常盛行……对知识的普及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在宋代较之西方早400年发明了利用活字的活版印刷术。但是在此后的中国，雕版印刷术继续得到发展，而活版印刷术却未能进一步得到发展，其命脉在中途被断绝。活版印刷术传入韩国之后得到普及，并在世界上首次造出金属活字。（高中《世界史》，志学社）

　　韩国教科书承认活字印刷术是由中国人发明的，韩国在引进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推陈出新，开发了世界上较早的金属活字，这一点得到了部分中国学者的支持。但是，也有中国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韩国人严重高估了本国对印刷术的贡献。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认为，活字印刷术是“现代文明之母”，早在宋元时期，中国人就利用泥、木、铜、锡等对活字印刷进行了多方探索和实验，朝鲜金属活字的发展是在进入李朝以后，相当于我国的明代初年。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金属活字印刷文本早于韩国，韩国媒体所称“在韩国发现了世界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活字”等说法不能成立，指出“严格地讲，这些活字应该是‘铁活字’，属于从中国传过去的。活字印刷的历史源于中国，是中国人毕昇在11世纪中叶发明的。最早，我们出现的是泥活字，后来按顺序出现木活字、铜活字，然后才出现韩国目前存有的这种铁活字。退一步讲，即使韩国确定这些‘金属活字’是最早出现在韩国的，也不可能改变印刷术历史。铁活字只是印刷术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只是活字的一种材质的变化，印刷术的历史从中国起源是不可更改的。”

　　韩国教科书认同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但强调韩国的自主创造性。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这样的历史叙述是很正常的。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地描述本国在某些技术领域内的贡献，而不是过分夸大，以至于“侵蚀”或“侵占”了别国的贡献，确实有一个“度”的问题。在历史的客观真实和民族主义之间要找一个平衡点，难度很大。中韩之间关于印刷术的争议表明，至少在中国方面相关专家看来，韩国夸大了本国的贡献。

　　在中国的历史叙述和话语体系中，大多比较积极地看待华夷体制，肯定其在文明传播与东亚秩序稳定方面的积极意义。韩国人对于华夷体制的认识比较复杂，总体上倾向于对华夷体制的负面评价。一方面肯定曾协助韩国抗击倭寇，向朝贡体制下的其他国家提供过安全保护，中国曾有光辉的“保护者”形象，但这一形象日趋暗淡；另一方面，认为华夷体制是极不平等的秩序安排，中国是“霸权国”，利用华夷体制“以大欺小”、“倚强凌弱”，韩国在此体制下受到“侵略”和“压迫”，经济利益受到侵蚀，内政受到严重干涉。

　　比较蹊跷的是，有韩国学者研究显示，韩国教科书在处理华夷体制下中国与周边关系时，采取了双重标准，在描述中国与其他北方民族之间的冲突时用的是“征服”、“制服”等词汇，采取的是中国汉族中心主义的立场；而在描述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冲突时，就用“侵略”一词，前后很不一致。

　　通过朝贡关系，中国可以对周边国家行使其影响力，周边国家也可以谋求王权的确立和国家的稳定，并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高中《世界史》，志学社）

　　明朝末期，处于内忧外患的明朝政府，向因壬辰倭乱陷入困境的朝鲜派出援兵，并为此支出了巨额军费，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高中《世界史》，金星出版社）

　　关于中国的“保护者”形象和中朝军民共同抗倭的一段历史，韩国的历史文献中多有论述。在明清两朝，朝鲜诸位使臣多次高度评价明朝拯救朝鲜的军事行动，称其为“再造之恩”。朝鲜使臣洪翼汉指出，“向在壬（辰）丁（酉）两年，几尽没于倭寇，幸赖神宗皇帝字小兴灭之德，再造藩邦，至今动植飞走，咸被其泽，凡在含齿之类，犹思陨结之报。”朝鲜使臣朴趾源也在《热河日记》中写道：“昔倭人覆我疆域，我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师东援之，竭帑银以供师旅，复我三都，还我八路，我祖宗无国而有国，我百姓得免雕题卉服之俗，恩在肌髓，万世永赖，皆吾上国之恩也。”直至清朝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洪大容仍曰，“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如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

　　使臣之言，多文学修饰，而且多是对中国人言，难免略夸张和修饰。当今韩国的教科书则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描述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水军，以及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军展开的英勇抗争，对中国明朝政府的援助和中朝联军的共同抗倭只是简单提及。这与中国教科书和朝鲜使臣的描述有很大的距离：首先，朝鲜所处的困境之危急状况被轻描淡写。如此一来，明朝援军的意义陡然下降。结果，感恩之情与朝鲜使臣的恳切之辞相去甚远，很难让学生对这段重要历史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当今，韩国在安全上受美韩同盟的保护，与中国处于对抗之势。在此背景下，韩国的教科书很难客观地描述和评价中国曾经在安全上保护韩国的历史。

　　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朝鲜在战争初期无法有效抵抗倭军，宣祖避难至义州，并请求明朝派出援军。由于水军和义兵取得胜利，朝鲜由战争初期的守势开始转入反攻，加之明朝援军加入战争，战争进入新的局面……明朝和日本之间长达三年的休战谈判破裂，倭军再次侵犯，史称‘丁酉再乱’。朝明联军在稷山击退倭军，李舜臣在鸣梁大破敌船，倭军再次退至南海岸一带。（高中《国史》，斗山东亚出版社）

　　水军取得胜利、义兵积极开展活动时，明朝援军也来到，于是朝鲜对倭军展开反击……与壬辰年不同的是，这次朝鲜军也加强了军备，与明军协同作战，轻松击退倭军。（初中《国史》，斗山东亚出版社）

　　与“保护者”形象日益暗淡不同，中国作为“霸权国”和“侵略者”的形象日益凸显。韩国地处大国之间，是大国角力的舞台，长期在夹缝中生存。在韩国人心中，有很深的“被侵略”情结。在与中国相关的历史叙述中，韩国教科书强调被“霸权”中国“侵略”的历史经历。从韩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看，前述卢武铉总统之言丝毫不足以为奇。这就是韩国主流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不断地通过教科书被灌输给学生，形成了强烈的中国“霸权”刻板印象，将崛起中的中国与历史上的“霸权国”联系起来。比如，韩国教科书在叙述隋唐东征高句丽时写道：

　　隋炀帝登基之后为了显示自己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企图控制东北亚强国高句丽。612年，隋炀帝亲率113万大军侵入高句丽。隋军重重包围了辽东城，但遭到高句丽军队的英勇抵抗无法攻入城内……高句丽军队趁隋军撤退之机进行袭击，在隋军渡萨水时进攻其主力部队并予以歼灭……隋炀帝为了挽回威信又数次入侵高句丽。

　　唐太宗以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开始侵略周边国家……渊盖苏文发动政变……实行强硬的对外政策，与新罗和唐朝对立。他联合百济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罗的进攻，唐朝要求他中止对新罗的攻击，但他断然拒绝了唐朝的干涉。唐朝以渊盖苏文发动政变为借口入侵高句丽……此后，唐朝又数次入侵高句丽……均以失败告终。高句丽抵抗隋唐的入侵取得的胜利在我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初中《国史》，斗山东亚出版社）

　　韩国教科书上的中国“霸权国”形象，除了“侵略者”的元素外，还有“干涉者”的成分，特别是清朝对李氏朝鲜内政的干涉。韩国《国史》教科书对此有较多的描述：

　　1882年7月爆发‘壬午军乱’……高宗将军政大权委任给大院君……清朝接受闵氏政权的邀请迅速向朝鲜派出军队，以制造军乱为由拘捕大院君并将其押送到中国。从此，清朝在朝鲜驻军，加强了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干涉。此外，清朝还强迫朝鲜签署‘朝清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经济渗透使朝鲜百姓对清朝产生了强烈的反感。（高中《韩国近代史》，金星出版社）

　　袁世凯来到朝鲜之后逐渐将手伸向朝鲜王室和政府，最后事事均要干涉，甚至对朝鲜发行的硬币上刻有的国号也要横加干涉。（高中《韩国近代史》，金星出版社）

　　在对历史上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进行描述后，教科书设问：“我们民族与欲掌握东亚霸权的中国汉族以及诸多北方民族展开了长达数千年的斗争，维护了民族和国家的主体性。在当今新的国际秩序中，我们的出路在何方？”这个思考题很耐人寻味。从提法上看，似乎在长达数千年的中韩关系史上，中国长期对韩国实施了霸权主义政策，无休止的争斗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这种偏离历史事实的观点，可能激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会使年轻学生心中的中国形象大打折扣。

　　“共产化”是韩国教科书中描述新中国的关键词。在韩国人的概念里，“”是一个贬义词，直接与北方的“朝鲜”挂钩，与“专制独裁”挂钩。从教科书对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实的不同描述来看，当代韩国对华“国家”印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根据韩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纵观自上个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世界史》教科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即：批判的口吻日益软化，从冷战时期指责“傀儡政权”、不提正式的国名，发展到提正式国名、指出胜利的原因、败退的原因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的合理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这是冷战格局的变化和两国关系调整在教科书上的反映。

　　资料来源：表中1—6参考自宋尧厚《〈世界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民众运动叙述内容的变迁》，表中7为本文作者根据现行《世界史》教科书整理而成。

　　从战后历史来看，韩国和新中国甫一成立，立即被卷入冷战格局之中。两国分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敌对态势明显。在冷战期间，中韩两国互相诋毁和攻击。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中韩建交之后，中韩关系明显改善，双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保持了克制，但是韩国依然把中国视为“共产化”的异己。在现行历史教科书中，编撰者仍将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共产化”设置为标题，不惜浓墨，描述中国的“文革”、“”等历史事件，并用非常醒目的图片加深学生对这些问题的印象。韩国教科书对新中国的描述，突出了中韩意识形态的分歧。学生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内容，对“共产化”的中国心存警惕。

　　在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下，领土成为一个国家最核心的标志线。博尔丁曾强调，国家形象的第一个维度就是地理空间关系，地理空间概念是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的最重要的特性。学校教室中的彩色地图勾勒的国家领土对于国家形象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地理空间的排他性，一国扩大领土必然导致另一国家的领土损失，引发冲突，这个特性，使得国际关系史成为认知冲突史的原因之一。从地理上看，中韩之间并无陆地上领土接壤，本不存在所谓的“领土争端”。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在韩国人观念中早已形成了中国“侵占”韩国领土的刻板印象，间岛问题、长白山（朝鲜称白头山）问题等是引发中韩认知冲突的重要导火索。韩国在教科书中突出这些领域争端，通过国民教育将相关问题持久化。

　　间岛问题是一段时间以来中韩之间的一个热点问题。在韩国，这个问题几乎是路人皆知，认为间岛是韩国的领土，有朝一日必将收回，政界也有不少动作。韩国历史教科书这样描述间岛问题：

　　间岛是豆满江（中国称图们江）和松花江之间的广袤土地。18世纪清朝和朝鲜之间为清晰划定之前模糊的边界，于1712年在白头山设立定界碑。19世纪中叶以来，咸镜道住民越过豆满江并在此区域内居住，再次引起领有权之争。两国间为此进行过多次交涉和协商，多无果而终……由于《乙巳条约》，大韩帝国的外交权被剥夺，日本为了安奉线铁道附属权而与清朝达成间岛协约（1909年），认定间岛是清的领土。（高中《韩国近代史》，金星出版社）

　　长白山问题是另一个焦点问题。在韩国教科书中，本国地图覆盖整个朝鲜半岛，不分韩国和朝鲜，书中多次出现长白山、天池的大幅图片。在韩国人的心目中，长白山是韩民族的象征，自然被认为是“韩国的”。如此就很容易理解，亚冬会上韩国队员打出标语，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他们所受国民教育的真实体现。

　　而事实上，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在朝鲜王朝建立初期，长白山被视为域外之山，没有被列入国家正式的山川祀典中。1712年定界以后，长白山成为中朝界山。英祖时期，出于加强王权和荡平政治的需要，将王朝发祥地由世宗朝的太祖诞生地永兴，推至穆祖的诞生地——图们江边的庆兴，定其北面的长白山为北岳。长白山作为东方第一高峰，在李氏朝鲜的风水地理中，被视为朝鲜诸山之宗，就如同人体之头部，朝鲜北部的一山一水无不孕育于此，长白山因此而成为朝鲜王朝的圣山。

　　高宗时期，在感情上长白山已经被朝鲜化了，但现实中不得不承认其为界山。高宗建帝称号，对包括长白山在内的五岳进行封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长白山成为象征朝鲜民族独立精神的一座灵山。今韩国国歌《爱国歌》正是创作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歌词曰，“直至东海水干透，直至白头山被磨平，上帝会保佑我国万岁！”可见，长白山原本是“域外之山”，此后出于种种原因被封号、被神化、被意识形态化，被学校教育固化。

　　间岛问题和长白山问题的存在，在韩国人心中形成中国“侵占”韩国领土的“霸权”形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韩民间围绕该问题的冲突仍将在所难免。

　　韩国的教科书描绘了一个中国形象的轮廓。通过对韩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梳理和解读，我们可以得出韩国人“中国观”的基本要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辉煌的文化，儒家文明和先进技术曾远播海外，对世界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韩国的教科书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对韩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同时也强调了韩国并不是全盘照搬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劳动，从而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文化，如“活版印刷术”等。

　　第二，在韩国教科书对中韩关系的叙述中，对明朝在安全上的保护有所提及，但已经明显弱于朝鲜使臣的感恩之辞。另一方面，教科书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多次侵略韩国”的“劣行”上，形成了韩国人群体历史记忆中的中国“霸权”刻板印象。由于战后中韩之间在安全上的不同归属，韩国教科书很难突出中国的“保护者”形象，而是侧重于强调中国的“侵略者”形象。韩国教科书对中韩“领土争端”的渲染，亦突出了中国的“霸权国”形象。

　　第三，“共产化”中国是韩国人中国观的重要方面。较之冷战时期的教科书，现行韩国教科书对中国掌握政权及其后中国的发展变化的相关论述已经越来越符合历史事实。即便如此，依然没有摆脱“冷战”的思维和西方主流舆论的视角，将中国视为“共产化”的异己。（节选自《国际论坛》，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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