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魔基地湮灭傍晚6时，北京某商场餐厅迎来用餐高峰。一位妈妈为孩子点开平板里的动画片后，抓紧拿起碗筷吃饭；另一侧，一位推着婴儿车的老人，为了让哭闹的孙子安静下来，顺手将会唱歌的摇摆鹅塞到孩子手中，音乐响起，哭声戛然而止。

　　手机、平板、点读笔、各类电子玩具……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承担起陪伴任务，“电子带娃”成为不少家庭的育儿常态。

　　今年5月，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倡议幼儿园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引导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这让“电子带娃”再次引发社会热议。在电子产品越来越容易替代真人陪伴的数字时代，该如何守护孩子的童年？

　　“我也知道总看屏幕不好，但实在太累了，下班也想喘口气，放松一下。”回忆起自己的带娃经历，北京市的王女士无奈地说，从儿子2岁起，手机、平板、点读笔等就成了“哄娃神器”。一不给，就哭；一拿到，立马成“安静宝宝”。晚上睡觉前，孩子也会嚷嚷着用手机或点读笔听儿歌或故事。

　　“如今，双职工家庭占比高，家长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不少家庭由老人帮衬，隔代养育者往往体力有限，很难长时间陪孩子阅读、做游戏。”东北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院长吕博坦言，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手机、平板、点读笔等电子产品，成了不少家庭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临时保姆”。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工作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马金祥看来，“电子带娃”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省事”。相较于阅读、做游戏和户外活动，打开一段音视频操作简便，却能迅速吸引孩子注意力。

　　一位湖南长沙的幼儿园老师介绍，其所在班上，不少孩子一到自由活动时间就围着问“能否看动画”，即使她把积木、拼图、绘本摆到面前，很多孩子也提不起兴趣。

　　吕博指出，一些地方线下育儿资源供给不足，家长缺乏低成本的线下陪伴渠道，有时只能依靠电子产品填补孩子空闲时间。

　　与此同时，电子产品也在不断降低着家长与幼教机构的心理防线。近年来，各种点读笔、早教机、学习App打出“启蒙”“益智”旗号，精心包装“早教神器”“情感替身”等话术，让不少家长认为，“既能互动启慧，又能寓教于乐”“虚拟陪伴也是陪伴”。一些幼儿园也用数字产品替代了图画书和玩具，甚至用算法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和评价。

　　吕博提醒，电子产品本身并非问题所在，关键在如何使用。在成年人陪伴下适度使用优质数字内容，养成良好的数字生活习惯，能帮助儿童拓宽知识面，也有助于数字素养的培养。

　　马金祥表示，屏幕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是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完全隔绝电子产品既不现实，也没必要。要发挥其积极作用，需要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年龄底线岁以下婴幼儿应尽量避免接触屏幕，2—5岁儿童每天接触电子屏幕时间不超一小时；二是内容筛选，必须是适龄、优质、无不良诱导的内容；三是成年人在场，电子产品只能作为辅助工具，真人陪伴对幼儿的成长无可替代。

　　很多家长都有类似体验：孩子可以连续盯着动画片看一个小时甚至半天，一动不动。于是，有人认为，这样长时间盯着屏幕，说明专注力不错。

　　“一些家长把孩子盯着屏幕不动当成专注力强，这是一个误区。”吕博解释，电子产品依靠高频声光刺激、快速画面切换和即时奖励机制吸引儿童注意力，整个过程几乎不需要孩子付出主动思考和意志努力，更接近一种由外部刺激驱动形成的“假性专注”。而真正的专注力，是一种主动形成、可迁移且能支撑其完成长时间深度思考与探索的能力，如深度阅读、搭建建构、艺术创作等。

　　马金祥用了一个更形象的对比：“成年人刷短视频停不下来，没人说这是专注力好。”他认为，孩子面对屏幕时也是如此。当屏幕被拿走，有的孩子就会坐立不安、频繁走神，这恰恰是专注力受损的表现。

　　“儿童语言、动作、认知等能力的发展，依赖真实的人际互动。”马金祥介绍，0—3岁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成年人及时回应自己的咿呀学语，需要眼神交流、面部表情和语言互动，而这些都是屏幕无法给予的。

　　实践中，一些语言发育迟缓的儿童，几乎都存在共同特点——过早或过度地使用电子产品。此类儿童每天虽听到大量声音，却是单向输出，缺乏真人交流互动。此外，长时间接触电子屏幕，还会增加视力负担，并对大脑发育产生影响。

　　“儿童的发展是一个整体过程。”吕博表示，身体发育、认知能力、情绪调节和社会交往彼此关联，若长期沉浸于电子世界，这些能力的发展可能都会受到难以逆转的影响。

　　比如，短视频和游戏给予孩子的是“即时满足”，但现实生活并非如此。儿童依赖这种快速刺激获得快乐，容易降低情绪调节能力，在面对挫折时会有缺乏耐心、自控力不足等表现。

　　马金祥指出，儿童的安全感以及情绪调节、共情等能力，是在与养育者的日常互动中建立的。当孩子哭闹时，如果递上的是手机、平板而不是拥抱和安抚，孩子就会失去学习情绪管理的机会。长此以往，容易出现情绪冲动、社交退缩、亲子关系疏离等问题。

　　“越早开始无节制地使用电子产品，日后出现沉迷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越高。”马金祥提示，青少年网络沉迷问题，相当比例可追溯至幼年时期形成的用网习惯。

　　“电子带娃”是社会性问题，需要家庭、行业、学校、政府和社会协同发力，构建全链条防护体系。

　　“家庭要筑牢首要防线。”吕博建议，家长可根据孩子年龄合理安排屏幕时间，优先选择优质数字内容，并尽可能陪伴孩子共同观看、讨论，而不是把电子产品交给孩子独自使用。

　　马金祥认为，要增加高质量陪伴时间。可安排亲子共读、户外运动、家务劳动、同伴交往等活动，让孩子在真实互动中收获乐趣、成就感和归属感。“现实生活充实了，屏幕吸引力会相应减弱。”

　　成年人同样被各种电子产品包围。对于不少家长而言，一边不让孩子碰手机，一边自己又忍不住刷视频。马金祥表示，要发挥家长的示范作用，同孩子一起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则，明确使用时长、内容、场景等，比如设置全家共同遵守的“无屏幕时段”。

　　行业层面，马金祥提出，平台和企业应切实履行未成年人保护责任，将儿童友好要求贯穿产品设计、内容供给和运营管理全过程。针对学前儿童设置更严格的分层，包括强制的时长熔断、消费限制和适龄内容池；规范算法推荐，面向儿童的产品应限制以“延长使用时长”为目标的算法设计，禁止诱导性打赏、抽卡式付费、无限下滑等成瘾性机制向儿童开放；提高儿童智能硬件准入门槛，早教机、儿童手表、点读笔等应建立内容审核和数据安全标准；鼓励优质供给，创作更多有营养的儿童数字内容。

　　学校与幼教机构应发挥教育引导职能。吕博说，在校内教学中要合理把控数字化教具的使用时长与场景，坚持实物教具与线下互动为主的教学原则，避免全程屏幕化教学。常态化开设家长课堂与育儿科普讲座，纠偏“电子早教万能”的认知误区。丰富校内户外活动、手工实践与阅读课程供给，培育儿童线下兴趣爱好。

　　吕博还建议从监管与社会层面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优化成长环境。监管部门应强化儿童网络内容治理，严厉打击面向低龄群体的不良视听产品与违规游戏，同步完善儿童电子产品的行业标准，规范早教类产品的宣传与市场准入。社会层面要加大普惠性育儿资源供给，建设标准化亲子活动室与户外游乐场地，积极开展公益绘本、手工实践与亲子户外活动，降低家庭线下育儿成本与门槛。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及专业机构、社会组织作用，面向双职工、隔代照料和留守儿童家庭提供分类指导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