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手王妃留言字（纸）条，以其简短扼要和应急之需，言简意赅，方寸之间寥寥数语，备受人们的推崇，尤其是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不乏是一种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那么，伟人在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烽火年代抑或是和平建设时期，又有着哪些意味深长的纸条故事呢？

　　1929年2月9日，、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来到江西瑞金大柏地山区，住在王家祠。当晚，和朱德正在油灯下研究作战计划，一名战士进来报告说，有几位过去饱经兵荒马乱之苦的商人送来一包东西，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等人打开包一看，竟是白花花的银元，附来的那一张十行笺上写着：

　　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元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

　　看后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是反动派的军队，以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放谣言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开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于是，、陈毅一行人提着马灯，顶着风雪，挨家挨户地寻访，终于找到了那几位送银元的商铺老板。陈毅将那包银元放到桌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的，这钱请收回吧！”那几位商人惶惑不安地连忙答道：“长官，千万别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

　　接着，又耐心细致地向几位商人宣讲了红军各项纪律和政策，用事实说明了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使商人们完全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那些银元。

　　次日，著名的大柏地战斗打响了。指挥红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将敌军第15旅两个团大部歼灭，获人枪各800余，使红军摆脱了尾追之敌，为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打开了新局面。陈毅说大柏地战斗是“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战斗”。

　　战斗结束后，派红军帮助当地群众修整损坏的房屋，并亲自到“丰盛”号杂货铺赔偿战斗中借用而被打坏的洋油桶等，付给老板70块大洋。红军指战员借用的门板、禾草等也全部退还到各家各户。

　　当红军撤离大柏地时，当地老百姓包括那些小商人，纷纷来到村口夹道欢送。望着远去的队伍，人们感慨地说：“红军真好呵！纪律严明，自古未有。”

　　1935年，在历经千难万险后，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甘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时已进入严冬时节，部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缺吃少穿，连温饱都成问题。如何筹到粮被，让战士们顺利过冬便成为摆在红军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

　　同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多次开会商讨解决过冬被服、部队给养等问题，还在凤凰镇专门设采办处，由陕甘支队后方部部长杨至成任主任。杨至成走马上任盘算家底后发现，部队满打满算也只有1000多块大洋。当时中央红军有7000多人，要想渡过眼前的给养难关，至少需要两三千大洋。

　　杨至成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着急道：“上哪儿去弄这么多的大洋啊？”听了，突然想到了前几天刚见面的红15军团首长徐海东。他对杨至成说道：“我给你写个借条，你拿去找找徐海东如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是一定会帮我们这个忙的。”于是挥笔写道：

　　杨至成拿了借条立即找到徐海东。看完纸条后，徐海东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自从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他早该想到中央的困难了。虽然让经理部给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做了几套棉衣，送去了几包银耳，但就是没有想到该拨出一部分钱款去为中央红军解饥寒。如今反倒让毛主席亲自打条子来借钱，这可真是不该啊！

　　杨至成走后，徐海东立即叫人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来，问一下军中家底子：“咱们现在总共还剩多少钱？”

　　徐海东手臂用力一挥，斩钉截铁地决定道：“那好，留下2000，5000给中央！”

　　当惯了“守财奴”的查国桢坐在炕沿上，一声不吭地低头思索着：军团首长决定了的事，他当然不该反对。可是，部队眼下正需要花一大笔钱支付部队伤病员过冬的费用呀。

　　徐海东一眼看透了查国桢的心思，便十分理解地对查国桢说道：“是啊，这点钱我们自己都不够用，如果再拿出5000块大洋，我们就更不够用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毛主席动口向我们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比咱们还要困难。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也要保证他们度过陕北的第一个冬天啊！”

　　查国桢毕竟是一名经历了长征生死考验的老红军、老党员，听了军团长的一席话，以顾全大局的姿态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我们在陕南的时候，天天想中央、盼中央。你和吴政委当时都说，我们哪怕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要迎接中央的到来。现在送去几千块钱，这算得了什么！今天，我不当‘守财奴’了。我这就去办！”

　　次日，供给部便派人把5000块大洋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杨至成抑制不住兴奋地说：“这下可救了急了！”、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都把这5000块大洋看作是雪中送炭。

　　很多人不知道亲自写条子借钱这桩事。然而，一直记着，好多年以后，他还十分感慨地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块大洋啊！”感恩之情久藏于心，溢于言表。

　　李治是与傅连暲、贺诚齐名的中央红军的三大名医之一。与李治认识是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1931年2月的一天，天气晴和，时任红军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在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贺诚陪同下，去红军医院看望、慰问在此次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指战员。在一间病房里，瞧见一位皮肤白皙、个子瘦高、30岁左右的医生正在给一位负伤战士认真检查。没有打扰他们，边走边问贺诚：“这位医生好面生，才来不久吧？”贺诚回答：“他到红军医院还不到两月，原是张辉瓒部下的军医，去年打龙冈时被俘虏过来的，正牌医科大学生，医术不错。”

　　一听来了兴致，马上建议：“早就听说捉到张辉瓒及其一名军医，原来是此君，等下叫他来聊聊。”当李治来到后，和气地招呼李治坐下并问哪里人，李治回答是永新县人。听后禁不住笑了：“你是永新人，和我爱人贺子珍是老乡，我和你也算得上半个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李治见这么风趣随和，原来紧张甚至惶恐的情绪一下子消失了大半。接着问其参加红军前后的情况，李治作了简要的回答。原来李治1899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一个经营木材的小商人家庭，1924年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1928年毕业后在南昌开诊所，前来看病的军官赞赏他的医术，胁迫他到张辉瓒的第18师任上尉军医。1930年12月，张辉瓒的第18师“围剿”中央根据地，结果全军覆没，李治也当了俘虏。红军总医院领导得知李治是军医，且医术颇佳，便动员教育他参加红军。李治耳闻目睹白军对苏区老百姓的屠杀、残害，又看到红军受到苏区群众拥护、支持的情景，感觉到红军与白军有根本的不同，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参加红军。李治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到红军总医院任军医。

　　听完李治的讲述，高兴地说：“弃暗投明好，你这个选择对喽。你现在已参加了红军队伍，不要有任何顾虑，要大胆工作，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红军伤员解除痛苦，让他们早日康复，重返前线。”又侧过身对贺诚说：“你们在政治上要多关心他，帮助他。”贺诚点点头。

　　从那以后，李治记着的话，积极投入治疗工作，深入前线抢救受伤红军战士，挽回了包括红1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等在内的一大批重伤病员的生命，多次受到上级表彰。1931年6月升任医务主任。他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政治水平也不断提高，同年8月，他加入了中国，11月，担任了红军第一医院院长。几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队伍壮大了，创办了红军卫生学校，李治担任教育长。

　　当时，和贺子珍住在瑞金的叶坪村。红军第一医院院址在黄沙村，离叶坪不远。李治常抽空去叶坪看望和贺子珍，与贺子珍谈谈家乡的事情，很是融洽。在这期间，和贺子珍有些病痛也都是由李治诊治，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这时李治调任干部休养所医务主任，负责两个干休连的医疗保健工作。一路上他不辞劳苦，尽职尽责工作。1935年3月的一天下午，部队行至贵州的盘县五里排。干休连正在休息，两架敌机飞来轰炸扫射，贺子珍为掩护一受伤的红军团长，全身十几处负伤，昏迷不醒。李治闻讯赶来，急忙令人把她抬到临时救护所，经仔细检查后立即进行手术，贺子珍暂时脱离了危险。翌日，从红军总部急急赶到干休连，见到脸色苍白、气息微微的爱妻，不禁心酸，两行泪水涌出眼眶。身旁的李治向详细汇报贺子珍的伤情说：“经过急救处理，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但伤情仍极为严重。”心情十分沉重，因前方战事紧急，他须连夜赶回总指挥部。向干休连连长侯政及毛泽民、钱希均夫妇交待相关事情后，又郑重地对李治说：“李治同志，贺子珍的治疗就全靠你了。”李治深知此时已是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肩上担子比泰山还重，决不能叫他分心，便坚定地说：“主席，你放心去吧，我会尽心尽力的！”在以后的征途上，李治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为贺子珍精心治疗，历经4个月之久，终使她转危为安，身体基本康复。后来，见到李治连连握手致谢并夸奖李治医术高明：“有人称你为‘大金刚’，说你医术高超，有起死回生的法力，你听到过吗？”李治连连摇头：“过奖了，过奖了。”

　　李治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极度缺乏，身体十分虚弱，1935年秋在红军到达陕北时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大家为他的病担心。

　　获悉以后十分重视，立即派红军中的资深医学专家傅连暲为他治疗，又委托贺子珍带一篮子鸡蛋专程前去看望他，并送给他一张自己写的纸条：

　　李治看着这张蕴含深情的纸条，十分感动，热泪盈眶，他对贺子珍说：“请告诉毛主席，李治死不了，我还要给全军将士治病哩！”

　　在的关爱下和傅连暲的精心治疗下，李治后来痊愈，继续战斗在医疗战线上。题字的这张珍贵纸条，被李治一直珍藏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1947年3月，军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果断决定撤离延安，胡宗南部占领了延安。

　　3月25日晨，胡宗南让时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带上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去察看、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最后，车子一直开到延安北郊十里铺看了鲁迅艺术学院。胡宗南一路察看下来，看得很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贡献，被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他以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的赏识，巧妙地送出“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

　　据熊向晖回忆，在枣园住过的窑洞桌屉里，胡宗南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写的纸条，上面笔走龙蛇赫然写着：

　　胡宗南端详着这张留言纸条，细看几遍后，哈哈大笑。这是胡宗南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会哈哈大笑。

　　这是熊向晖最后一次听到胡宗南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整31旅在青化砭被解放军全歼，旅长李纪云被俘。

　　从这张出自之手的纸条，也可以看出，雄韬伟略，成竹在胸，料事如神，对事态的发展已经了如指掌。

　　1957年7月12日，由南京乘专机抵达青岛，至8月11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在此先后12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省市委书记会议，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并5次来到第二海水浴场进行游泳锻炼。其间的7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副主席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飞抵青岛，参加有关会议。

　　8月11日清晨，东方还未露鱼肚白，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起床忙开了离开青岛的准备工作。还细心地吩咐：“早饭回北京吃。”又体贴地嘱咐，“不要惊动正在睡觉的那些青岛的工作人员。”其实，这样的秘密是保不住的。听说他要走，大伙都起床了。得知后便吩咐，即刻接见全体青岛工作人员。大家都到齐后，说：“我要回北京了，对你们表示感谢。”这时，有的工作人员哭了起来。

　　问：“你们哭什么？是不是还有什么冤屈？”大家回答：“不是有什么冤屈，是主席要走，我们舍不得主席离去。”

　　说：“这样吧，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吧。”接着便把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喊了来。很可惜的是，未料到这次没有胶卷了。也只能无奈地说：“这也没有办法了。”转念又一想，实在不愿拂却大家的这一点心意，便略作思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你们都把名字报来，我回北京后给你们每人寄一张照片来。”

　　果然，说话是算数的。不久，青岛的工作人员喜不自胜地每人收到了一张在中南海的全身照，而且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写着收到者的名字。尽管不是他的亲笔字，可是大家仍然为如此暖心之举所深深打动，激动不已地奔走相告。

　　1975年10月21日晚6点半，在书房接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什。

　　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接着，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此句一出，他那诙谐乐观的气质无人能比拟。

　　继续泰然自若地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说完时，他迟缓却真诚的一些笑意若隐若现地浮现于那张衰老到自然有些浮肿的脸上。

　　鉴于病弱到不能连贯说话，便机智地转用另一种交流方式，即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出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我接受Doctor的命令。”

　　Doctor在英语里有“博士”“医生”两义，这是一个双关语。其实，聪颖博学且雄怀宽广的是最擅长使用奇思妙想的双关语了。虽然他身体欠佳，但是这丝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响。

　　后来，布什在他的自传中说，听到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让他不得不佩服那少有的气度。

　　说：“以前的对头，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什么，friendship（友谊）。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还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

　　基辛格后来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

　　基辛格见状，马上说，“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且要求把这个字条送给他。

　　这张非同寻常的小小纸条，算得上是流传于世的唯一不在书上的英文手迹，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