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妞追逃夫近期，一股“清朝非中国”的论调在网上引发传播热议。这一论调将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看作中国史的近代开端，将中国近代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的落后根源，主要归咎于清朝的统治，进而所谓“满清是外来政权”、明清易代造成所谓“华夏文明的中断”等错误论调。

　　这种极端片面的错误论调，远非单纯的历史兴趣解读和简单的情绪宣泄。其表面上，挑战了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的传统分期；实际上，则是构建了一套危险的历史认知框架：刻意制造民族对立，。

　　这些否定客观历史规律、基础事实错误的论调，非但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近代中国的困境根源，反而会割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侵蚀国家认同的深层根基。将一部复杂的文明转型史，矮化为一场寻找内部“历史罪人”的庸俗闹剧。因此，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狭隘的局限性，正确认识中华文明超越族群界限、共建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

　　在当今网络上，清朝正在遭遇一场“穿越式审判”。很多错误观点的传播者，带着“民族平等”“强国风范”等现代人的观念，去打量清朝这个封建王朝，自然觉得它处处“不及格”。

　　而在这场“审判”中，清朝的“异族性”似乎成为了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病灶。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面对一部多线索、多层面交织的文明转型历史，“清朝非中国”论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寻找一个可以承载集体愤懑与历史失落的、形象鲜明的“替罪羊”。这种将历史功过简单归于某一族群、某一朝代的论述，无疑是对历史共同性的割裂。

　　位于北京阜成门内大街的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的皇家庙宇。中国历史上共有460多位帝王，庙中择优入祀188位，其中既有汉民族帝王，也有少数民族帝王。乾隆皇帝还就此帝王谱系提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断言。

　　我们究竟如何理解“中华”？她是一个基于固定血缘与地域的静止实体，还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通过持续发展不断定义自身、兼容并蓄的文明进程？这个答案，就在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实践中。

　　在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构成了大一统王朝秩序的微缩景观：江南园林、蒙古草原与汉藏合璧的寺庙，被精心布置于一地。皇帝在此接见各族首领，使“天下”成为可被观看与体验的政治地理。

　　在广州，清朝实行“一口通商”后，广州口岸地区空前繁荣。“十三行”的行商身着官服、捐修书院宗祠，却也戴西洋眼镜、说外语、建西式宅邸。他们生产的独具特色的“外销画”，混合着浓郁的中国风情与西方绘画技法远销海外，构成了无数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印象。

　　“中华”从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她蕴含着无数中华儿女跨越山河、共同参与的地理、政治与文化交响。只有深刻认识了“中华”的内涵和意义，才能理解“清朝非中国”等论调中的逻辑与事实错误。

　　仔细检视清代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清代用儒家思想治国理政，涌现出许多精通汉文化的旗人。在影视剧中常常出现的两个人物——富察·傅恒与纳兰性德，他们的生平处处彰显着八旗精英深度融入中华文明后，迸发出的极致光华。

　　傅恒以其赫赫武功与宰辅之才，平定大小金川、准噶尔，经略西南边疆，将满洲的骑射传统与儒家的治国理想熔铸一体，于公奠定了清王朝“大一统”的疆域基石，于私实现了传统儒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理想；纳兰性德则以其至情至性的词章与敏感心灵，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汉文诗词的深邃美学融为一体，构建了跨越族群的精神家园。

　　他们一外一内，一武一文，仿佛时代铸就的一枚硬币，一面铭刻着王朝的秩序与功业，一面浮雕着人性的悲欢与灵性，映射出清代鼎盛期那种兼具包容力与创造力的“中国性”，生动证明了真正的文明融合，绝非简单的同化，而是孕育出既能承继传统精髓，又能回应历史命题的崭新生命形态。

　　▲清朝在东北建立的第一座孔庙，也是东北最大的孔庙——吉林文庙。（图片来源：文明吉林）

　　对“清朝非中国”这类论调的批判，其终极目的并非为了赢得一场话语的胜利，而是为了完成一次历史认知的廓清与归位——

　　我们必须彻底抛弃那种寻找“历史罪人”的幼稚史观，穿透将复杂系统性问题简化为“族群原罪”的肤浅迷雾，坚决拒绝那种通过否定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自身历史片段而导致的“精神自我殖民”陷阱。

　　相应地，我们必须坚定地拥抱和珍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绝”的宏大历史连续性，将“五个共同”所揭示的各民族共同贡献视为宝贵的遗产。

　　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历史自信——一种贯通古今，知晓我们血脉何来的深邃；立足现实，明辨我们道路何起的清醒；指向未来，坚信我们命运何往的笃定。

　　唯有基于这种坚实的历史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越铸越牢，我们迈向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步伐才能更加从容坚定。

　　（作者简介：李志恒，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郭建勋，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